在当代乡土文学的版图中，丁兆伦的《农门》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与深厚的历史底蕴脱颖而出，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清末民初至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宏大画卷。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深度挖掘，更是对革命浪潮如何在乡土社会中涌动、冲击的生动呈现。通过对胳肢窝村秦、冯、王、丁、李五个家族兴衰沉浮的描写，《农门》将革命叙事融入日常的乡村生活，揭示了时代变革下乡土社会的复杂生态与农民的精神世界，展现革命与乡土社会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乡村的变迁与革命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提供了文学视角的解读。
一、时代背景与乡土社会的初始形态
丁土根出身卑微，饱受家族欺凌，被迫与刘女离家出走。来到胳肢窝村后，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土地的热爱，辛勤耕耘，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家族。开始，胳肢窝村以秦、冯、王三大姓氏为主要家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宗法秩序。秦员外作为一甲之长，冯老先生作为族长，在村里拥有着较高的权威，掌管着土地分配、家族事务裁决等重要权力。各家族之间通过联姻等方式相互关联，构建起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宗法秩序不仅维系着乡村的日常运转，也深刻影响着村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如丁土根初到胳肢窝村时，便深刻感受到了这种家族势力的强大和宗法秩序的威严，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在这片土地上谋求生存与发展。
作者丁兆伦在讲述丁土根发家故事的过程中，时时不忘展现乡土社会的初始形态。“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农门》中这一关系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五大家族围绕着土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与博弈，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家族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丁土根凭借着勤劳与智慧，在荒地上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土地，逐渐站稳脚跟，丁家也因此得以发展壮大。而秦家、冯家等家族为了争夺优质土地，不惜使用各种手段，甚至引发械斗。这种对土地的执着追求，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依赖，也构成了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核心。作者丁兆伦在书中深情地写道：“土地没了，人的生存基础也就没了。六亩地在丁家人眼里，已经成为一种生命的标志和象征了。”“中国人天生对土地有着近乎疯狂的痴迷。世上人间万物，一切都是围绕土地而生的。”“千百年来，国人对土地一直顶礼膜拜。因为，他们的血肉灵魂已经深深地融入这片土地中！”
丁家的治家之道也与土地息息相关。丁土根对儿子谆谆教导：“老人说得好呀，银子姓花，花完就没了；土地姓矿，你出点力流点汗，她会生生不息，给你生出银子、生出粮食、生出一切来。”还有丁土根的口头禅：“耍龙耍虎不如耍土，金窝银窝不如土窝。”民国五年（1916年），丁家已在胳肢窝村立足27年，丁土根分家之前立了家规：“咱丁家任何时候都不要显摆，日子好了也要勒紧腰带过。六亩地是丁家的立家之本，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了！”
丁土根在临终前，吃了一把泥土，这个看似简单却极具震撼力的细节，将农民对土地的崇拜推向了极致。这一抔黄土，是他一生与土地相伴的见证，也是他灵魂的归宿。它象征着农民与土地之间那种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情感纽带，无论遭遇多少苦难与挫折，土地始终是他们最后的依靠。这种对土地的情感书写，超越了简单的物质依赖，上升到了一种宗教般的虔诚的高度，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土地在农民生命中的分量。
在通过土地和粮食这两个关键元素展现乡土社会的初始形态的同时，丁兆伦不动声色地书写着革命和变革对乡土社会的冲击和影响。《农门》开篇将读者带入到光绪十四年的时代背景下，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甲午战争的失败、列强的侵略以及封建统治的腐朽，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在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偏远的胳肢窝村也难以独善其身。辛亥革命的浪潮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帝制，但对于乡村社会而言，传统的宗法秩序和生活方式依然根深蒂固。换言之，发生在大城市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而具体到胳肢窝村，大多数村民对革命的接受过程十分缓慢。当丁地广把“清帝退位了”的惊人消息传回村里，土根怅然若失，“这天下没有皇帝了，可要大乱了”。当秦胜和吴光把“皇帝老儿没有了！”“人人都要革辫子了！”“国民政府成立了！”的新闻传遍整个村落，民众的议论却是“这俩小子潮巴了，这是说什么胡话！”“为啥要革辫子？啥是国民政府？”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鲁迅《阿Q正传》《风波》等系列小说对辛亥革命的描述。在鲁迅笔下，浑浑噩噩、麻木愚昧的贫民和看客理解的革命无非是盘辫子、报私仇、抢女人、夺财物，先生借此说明辛亥革命并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具有极大的不彻底性，进而揭示了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深层动因。而丁兆伦笔下的革命与此有相似之处却又独具特色，《农门》中继续写到，“后来，村里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发型也变得新潮起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从县上来了几个扛着长枪、留着油黑发亮长辫子的散兵，见到新发型又杀又打”……“闹了大半年，再也没有人管辫子的事了”……“大清朝灭亡了，辫子也终于革掉了。一切似乎恢复了平静……”丁兆伦借一次次辫子风波，写出了传统观念在农民心中的根深蒂固，及农民对革命思潮的懵懂与误解，也暗示了革命在乡村社会推进的艰巨性。
二、革命思潮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影响
随着清末各类思潮的兴起，新思想逐渐渗透到乡村社会，虽然在初期发展较为缓慢，但为后来革命思潮在乡村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在《农门》中，学堂的兴办成为了新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丁地博给学堂先生秦虎提出的要求耐人寻味：“四书五经要教，但更要教点实用的。让孩子们学点知识，开阔下视野，如果有慧性的话，将来他们自己去外面闯吧。另外，佃户们来了，舅舅也不要烦人家，教他们认识几个字会数几个数，哪怕会写自己的名字也是好的。”丁家开办学堂，一是希望子女及村里人能开阔视野，为以后外出闯荡奠定文化基础及思想基础，二是“有教无类”，不仅教授大户人家子女文化，也注重佃户的知识启蒙。后来当荷花想成为学堂第一位女先生时，土根“开始一脸的不乐意”，而地博却开导父亲说：“都什么时候了？城里早有女先生了，咱们不能这么封闭愚昧下去了。”这也体现了在新思潮的冲击下，男女平等的种子已然在胳肢窝村发芽。当王闯回到村里成为第三任学堂先生时，他“传奇的经历，独特的讲课方式，再次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他口中的‘新文化运动’‘南陈北李’等新鲜名词和人物故事，一时拨乱了年轻人的心”。这些变化体现了革命新思潮对乡土文化的重塑，促进了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在时代的大变革中，革命的火种也悄然在胳肢窝村种下。王闯、丁地广、王洋参加革命的情节，成为小说中革命叙事的重要转折点。王闯的宣言振聋发聩：“（革命军）是革清朝命的，重建一个全新的中华。这天下是你我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推翻腐朽的大清朝！”丁地广是丁家投身革命的第一人，他留给家人的信中说：“天下形势风起云涌，我想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去……这个决定，俺想了很长时间，不是心血来潮！”后来，丁地广将子女送回老家，并附一封书信：“现在，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革命成功了，如果我还活着，一定会回去看你们的。”拳拳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令人动容。王洋受到革命思想的感召，投身于革命事业，他的言行引起了村里人的关注和议论。当他听到果儿对婚姻和生育的看法时，直摇头：“这就是乡下的封建与愚昧。所以说嘛，革命的道路还任重道远呀！”同时，王洋在革命过程中与家族的联系逐渐疏远，这也反映了革命与传统家族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面对革命的浪潮，胳肢窝村的村民表现出了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村里人听说李番有儿子“在国民党队伍里当大官”，心生羡慕，连丁土根也希望后代能“出去闯闯”，光宗耀祖。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革命会打破现有的生活秩序，带来未知的风险，如丁粮天想从军，爷爷丁土根坚决反对：“咱丁家有家规，老大不准出去。你在家好好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哪里也不能去！”秦女也补充说：“俺看，谁也别出去，出去当兵就是送死的。”又如，冯界想入伍，冯世不允：“冯家到了你这里，已经是三代单传了，外面兵荒马乱的太危险了。”这种不同态度的交织，展现了革命在乡村社会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三、革命叙事中的人物群像与命运变迁
丁土根：革命与变革的见证者
在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丁土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革命行动，但他支持子女后辈接受新思想，展现出了一种开明和包容的态度。他的一生见证了家族的兴衰和时代的变迁，从一个被命运摆弄的庶出子，成长为家族的支柱，其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中国传统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也反映了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适应与坚守。
丁体香：觉醒的女性与时代的牺牲品
丁体香作为丁土根的孙女，在家族的支持下走进了诸城女子师范学校和国立青岛师范大学，这昭示着传统女性的觉醒与成长。当她遭受日本鬼子的侮辱后，毅然决然留下遗书，自杀身亡。丁体香的遭遇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民族在战争时期的苦难写照。她的反抗和牺牲，激发了家族乃至整个村子的抗日意识，成为了革命力量觉醒的导火索，体现了女性在革命叙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她们为追求自由和平等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王闯、王洋父子：坚定的革命者与乡村变革的推动者
王闯年轻时参加过北洋水师、反清运动，负伤后回到村里在丁家学堂传播革命思想。小说中王闯对于“土地”和“人心”的评论可谓全书的点睛之笔：“世上万事，万变不离其宗。所谓的宗，无非就是两样东西：一样是财富，世上的财富说到底，只有一件东西可称得上是财富，那就是土地。……金银财宝都是土地的衍生品。土地，是上天赐给世人的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另外一样东西是人心，所以有人心向背之说，也有人心叵测之险……”这不禁让人想起先秦时期孔子与子贡的对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土地和粮食（“食”）密切相关，而“人心”与“民信之”息息相关。所以，王闯的智慧之言不仅道出了驭人之道，也直指治家治国之本。
后来，王闯大限将至，预感到日寇入侵，东北沦陷，便立下遗嘱：“咱们王家从现在起，谁也别去抢那些土地了，青年人要去参军，去打小日本鬼子。家没有了，你们去抢那些地有什么用？中国人的苦日子还没有到头呀，王家每个家庭都要做好断子绝孙的准备啊！”这段遗言已经跳出了家族纷争的小圈子，成为指引后辈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而前赴后继、死而后已的刚毅箴言。
王洋则是革命的坚定践行者，他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试图改变旧中国的命运。虽然起初大多数村民对革命的理解并不深刻，但王洋的言行激发了一些人改变现状的渴望，为乡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他为实现革命理想的不懈努力，展现了革命者在特殊历史时期中奋起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
四、《农门》革命叙事的意义与价值
在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革命叙事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丁兆伦的《农门》以其独特的革命叙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历史质感和人文关怀的乡土世界，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农村的家族史，更是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启示录。《农门》在继承传统乡土文学对乡村生活细致描写的基础上，对革命叙事进行了创新与拓展。它没有将革命简单地描绘为一场场宏大的政治运动，而是将其融入到乡村的日常生活和家族故事中，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生动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微观图景。小说中涉及的白莲教起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军阀混战（如张宗昌主政山东，“红领子”“五旗会”“黑头巾”活跃在村子周边等等）、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不再是抽象的历史概念，而是通过乡村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得以具象化。读者可以从各色人等的经历中，感受到革命浪潮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以及普通民众在时代变革中的挣扎、觉醒与抗争。
同时，《农门》以丰富的细节和深刻的洞察，展现了革命浪潮与乡土社会的互动过程。革命冲击了乡土社会的宗法秩序，改变了人物的命运，促进了乡土文化的变革。这种文学再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革命历史的认识，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革命在乡村推进的必然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这部作品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乡土文学以及当代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将激励更多的读者去关注乡村、关注历史，思考革命与乡土社会之关系，思考社会变革与个人命运之关系。
作者简介：荆楠，本科、硕士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参与撰写《城默——北京名人故居的人文发现》一书；数篇文艺评论发表于《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收录于《青岛文艺评论年鉴》；散文《百年风华颂》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征文比赛优秀奖；散文《初光先照的城市》在第三届中国散文季主题征文活动中入选《初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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